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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陶瓷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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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瓷器”这两个词,在英语中的发音都是“China”。换而言之,我们中国也可以被称为“瓷之国”。在欧洲人的心目中,为什么会将瓷器作为中国的代称呢?这就要归功于古代中国冠绝全球的陶瓷技术和光耀世界的陶瓷文化了。

陶瓷陶瓷,这两个字经常被我们很自然地连用在一起。其实,陶和瓷是不同的两类事物。


陶器的产生

大约在不到一万年以前,世界上的各处文明发源地中就相继出现了烧制陶器的技术。陶器的出现,是人类社会从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代的一大标志。而它的产生,或许仅仅是出于偶然,并非人类有意识的发明。陶器出现以前,远古时期的人类只能使用石头、木材、兽皮或葫芦一类的植物来制作容器。后来他们发现,火堆边的一些黏土在高温的作用下被烤成了硬块,于是便模仿这一现象造出了各种陶器。从此以后,人类就有了更加方便的容器来源,而不必挖空心思地在自然界中寻找代用品了。

(图片来自于网络)

最初的陶器都是红陶,其烧制仅需要不到一千摄氏度,成品大都呈红色,质地类似红砖,比较疏松和脆弱。一方面容易破损,一方面容易渗水。用来储藏固体食物还过得去,可拿去存水就不大实用了。即便是这样,古人们仍然对它倍感珍贵。根据考古发掘的实物和陶器表面的纹路判断,在这时“拉坯”的工艺已经出现。人们用绳索带动飞速旋转的陶轮,然后用双手把陶轮上的泥坯拉制成标准的圆形器物。这些器物的表面都会留下如同蚯蚓爬行一般的旋转指印,被称为“蚯蚓走泥纹”。然后,工人们还会用矿物颜料给这种原始陶器加上各种各样精美的纹饰,以表达自己对它们的爱惜。我国黄河流域古文化遗迹中出土的人面鱼纹盆、旋涡纹尖底瓶等,形体标准而简洁,彩绘质朴而灵动,体现出了极高的制陶技术水平和工艺审美眼光。


原始瓷器和釉陶

到了商代,黏土烧制的温度进一步提升,达到了一千两百度。这时人们惊奇地发现,某些特殊的黏土在这样的温度下会产生奇怪的变化,用这样的黏土烧制出的器物更加致密坚硬,表面更加光滑,而且会呈现出金属一般的色泽。他们还不知道的是,自己已经打开了一扇通往新工艺世界的大门。使用这种新工艺制造出来的不再是陶器,而是具有更加美丽前景的瓷器了。

(图片来自于网络)

相比于陶,瓷器的材质有所不同,是富含氧化铝与氧化硅成分的、更加细腻的白色黏土。后来的人们,把它称为高岭土。也许是因为高岭土在那时还不容易找到,也许是因为需要花费更多人力去筛除黏土中的杂质,也许是因为烧造瓷器需要消耗更多的燃料,这时的瓷器工艺还没有兴旺起来。用今天的眼光看上去,这些原始瓷器还显得很粗糙,可已经比陶器精细了许多。而且更加轻薄、更加坚固,还具有不错的防水性。在当时,这样的瓷器还是贵族们才能享用的精品。瓷器可以为贵族们节省下更加珍贵的青铜和玉石,因而受到了他们的青睐。而更广泛的领域内,人们依赖的还是质优价廉的青陶。

如果在烧制陶器时向炉子的内部泼水然后继续闷烧,就会生成青灰色的硬陶。我国战国时就有了1米多长的青陶空心砖,质地坚硬,可以做建筑物的台阶供人反复踩踏。举世闻名的秦始皇陵兵马俑,也是青陶制品,在泥土中沉睡了2000多年依然可以完好如初,代表着那个时代青陶工艺的最高水平。

(图片来自于网络)

到了汉代,陶器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改变,出现了表面施釉的釉陶。单凭眼睛,我们几乎无法把它与商代出现的原始瓷器区分开来。而实际上,这种陶器虽然带有像瓷器一样的釉面,其材质仍然是普通黏土而非更细腻的高岭土,烧制的温度也依然在九百度左右。疏松的釉陶器物必须做得很厚重才能防止坍塌和崩溃,却仍然难免在烧制中发生变形。西汉墓葬中使用的釉陶冥器和后世著名的唐三彩,尽管工艺非常精致,从材料和烧制温度的方面看,仍然属于陶器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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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质瓷的产生与演化

瓷器自商代诞生以后,烧制的工艺不断改进,至两晋时期已经出现了很多新的器型。到了盛唐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强盛,一些专业水平更强、艺术眼光更高的著名瓷窑开始出现。唐代的“茶圣”陆羽在其名著《茶经》之中品评当时的瓷质茶具,提出了“南青北白”的说法。南方的越窑生产的青瓷和北方邢窑生产的白瓷,是当时蜚声海内的名品。陆羽说 “邢瓷类银、越瓷类玉”,又说“邢瓷类雪、越瓷类冰”,给予了这两种名瓷极高的评价。此时的瓷器已经大量使用高岭土制造瓷胎和瓷釉,材料成分中二氧化硅和三氧化二铝所占的比重相当高。高岭土需要高强度的焙烧,经鉴定,邢瓷的烧制温度达到了1380摄氏度,其物理性能已经非常接近现代制瓷业中最先进的“硬质瓷”了。而青瓷的釉色之美,一如唐代诗人陆龟蒙所言“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胎质坚硬、釉色鲜亮的青白釉瓷器,在音乐家的手中居然还能化作神奇的乐器。段安节的《乐府杂录》中记载,唐宣宗大中初年,一位名叫郭道源的乐官,用十二只盛有不同水量的瓯(ōu),竟敲击出了清脆动听的旋律。

唐代的邢越两座瓷窑,在当时的产量十分可观,瓷器从贵族的专享迅速变成了寻常百姓家中的日用品,更成了当时外国使节和商人竞相追逐的礼品与货物。

进入五代,吴越国的国王钱镠(liú)大力支持越窑的发展,越窑也致力于釉料的研发,开发出了配方和制作工艺保密的“秘色瓷”。越窑秘色瓷器的釉层特别薄,釉层与胎体结合特别牢固,其特殊的釉料能使瓷器外表呈现出如同寒冰和美玉一般的光彩,因而成了专供皇家使用的瓷器。1987年4月,陕西省考古工作者在扶风县法门寺塔的唐代地宫中,一次性发掘出了14件越窑青瓷器。在地宫的两千多件珍宝中,这些瓷器的数量如此稀少,可谓是宝中之宝了。凭着这一次发现,才使我们得以一窥“秘色瓷”的奥妙。这14件瓷器中,除两件为青黄色外,其余皆为碧绿色。它们的釉面晶莹润泽,有如湖面一般清澈碧绿,却又神光内敛,犹如有生命的流荧宛转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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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名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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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王国的秘色瓷,是国王钱俶向刚刚统一中原的宋帝国朝贡的重要贡品。由于越窑青瓷的改进和秘色瓷的研发,导致了后来宋代官窑制度的产生。

汝官哥钧定,是为宋代五大名窑,也是当时皇家看重的官窑。这五处窑口出产的瓷器,质地釉色精美、传世数量稀少,历来就是收藏家们趋之若鹜的珍品。目前,全世界有记录可查的汝窑瓷器大约有67件,绝大部分都在世界级的博物馆里,是珍如拱璧的顶级国宝。而钧窑瓷器的稀少也不遑多让,收藏界中就有着:“家有万贯,不及钧瓷一片”的说法。相比之下,官、哥、定三窑的珍品还有偶然出现在市场上的可能,却也每一次都会引起收藏界的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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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窑之中,汝窑居首。其瓷胎非常薄,釉色如同晴朗的青空,釉面上多数带有角度倾斜的鱼鳞状开片,在光线的映照下会折射出美丽而润泽的神采。汝州出产玛瑙,在汝窑瓷器的釉料中,就含有玛瑙粉末,因此其釉面光泽非常的独特,在当时就已经是价值连城的宝物了。据说,汝窑是仿造于神秘的柴窑瓷器。五代后周时,专为宫廷烧造瓷器的工匠向周世宗柴荣请示瓷器的釉色,柴荣在批示中说:“雨过天晴云破处,者般颜色做将来”。在工匠的努力下,便因此烧造出了“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柴窑瓷器。然而,直到今天,人们从来没有发现过柴窑瓷器的流传,也没有找到柴窑的遗址。只有与之最为接近的汝窑宝瓷,可以供我们参考并想象一下它的神韵了。

北宋末年宋徽宗时期,专供皇家使用的官窑瓷器在首都汴梁附近开始烧造。金灭北宋以后,宋高宗赵构又在江南恢复了官窑制度。而北宋官窑的遗址,已经深埋在了如今开封市附近的黄河故道之下,变得难以考寻了。宋徽宗在政治上是个糊涂虫,在文化造诣方面却是当时的天下翘楚(音qiáo chǔ,用以比喻杰出的人物)。经他亲自督造的官窑瓷器,也是一种釉色淡雅的青瓷。两宋的官窑瓷器,外形简洁而典雅,釉面呈素白或豆青色,看上去凝重而又不失文人的风流。由于两宋的皇帝们醉心于自己的文化享受,而导致了帝国的崩溃和进一步衰败,使得人们在面对宋代官窑瓷器时,心中又多了一分不知是该赞叹还是应该激愤的胸臆。

哥窑的名字很奇怪,根据明代《七修类稿续稿》中的考证,窑址大约在浙江省的龙泉县附近。南宋时,这里有一对兄弟,老大叫做章生一,弟弟叫做章生二,兄弟俩都是烧瓷的行家。由哥哥主持的窑口,就是哥窑,而弟弟主持的窑口,就是当时民窑中十分出名的龙泉窑。哥窑出产的瓷器与官窑相比,外观特征非常相近。两者的器物口部和底部瓷釉都很薄,口部露出紫色的瓷胎,底部呈现出深邃的铁褐色。两者的釉面都有密集的开片,大块开片呈黑色,小块开片呈黄色。因此,人们用两句话将其特征总结为:“金丝铁线,紫口铁足”。宋代名窑瓷器中的这种开片釉,是一种特殊的缺陷美。初看上去似乎破败扭曲,仔细看时,却又似乎能从那扭曲虬结、却又如人的掌纹一般绝不雷同的纹路中,悠悠地品味出一个皇朝那坎坷的宿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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钧窑瓷器是五大名窑中色泽最为特殊的,我们之前介绍过的三处窑口都使用透亮的玻璃釉,而钧窑使用的却是一种不透明的乳浊釉。这种釉遮盖力很强,当中所含的铜在高温的作用下会呈现为奇异的红色。陶瓷表面的釉色,都是金属在高温下呈现出来的。铁的发色为青色,铜的发色为红色。而铜由于在高温下容易挥发,以其为釉料的瓷器烧制出来就很容易变得没有了颜色。钧窑所在钧州盛产孔雀石,以富含铜的孔雀石磨制成釉料,在工匠对烧制温度的严格掌控下,经过了烈火洗礼的孔雀石釉就会在瓷器表面留下鲜艳的红色,这个过程被称为“窑变”。“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是人们对钧瓷特征的凝练概括,而其中工匠们为了掌握窑变的温度到底花费了多少心血,是作为观赏者的我们无从得知也不能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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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名窑中,只有定窑出产白瓷。河北曲阳盛产汉白玉,历来就是著名的雕刻之乡。出于此地的定窑白瓷,不仅釉色洁净无瑕,而且将雕刻的技法熔铸于烧瓷工艺中,为这原本素面朝天的白瓷加上了生动而独特的装饰。定窑瓷长处在于塑形和浮雕,在匠人的一双巧手中,人物、花鸟、草虫,各种生动的题材被浮现于定瓷的釉面之上,或应用于他们的器型之中。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中,定窑白瓷罗汉等人物造型的瓷器,方寸之中纤毫毕现,姿态神情栩栩如生,全面地向世人展现了定州瓷工们那独蕴的匠心。白瓷之外,定窑还盛产红、黑、绿等各种釉色的瓷器,也是烧造难度极高的珍宝。定窑红瓷,釉色酱紫,釉面描金,在宋仁宗时就是哪怕皇宫中都极为重视的价值连城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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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五大窑以外,宋代的民窑也佳作频现。有磁州、耀州、钧州、定州、饶州、龙泉、建州、吉州八大窑口。这些民窑烧造的瓷器,在器型上注重实用又力求优雅,在装帧上自由大胆又不失沉静,同样是具有很强审美价值的宝贵文化结西洋古董家具晶。磁州窑花型的黑白分明、耀州窑雕工的刀刀见泥、饶州窑釉色的青淡素雅、龙泉窑釉面的秋水凝碧,还有那色如鸟羽兔毫的建州瓷盏、纹饰精巧秀丽的吉州瓷瓶,无一不是宋代民窑瓷器中的华美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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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丽典雅的青花瓷

进入元代,一种白色釉底、通体妆点复杂蓝色纹饰的瓷器突然出现了,这就是著名的青花瓷。之所以说突然,是因为这种富丽典雅的瓷器在工艺和审美方面完全没有从萌芽到成熟的过程,当它第一次展露在世人的面前时,就已经表现出了极为成熟的风韵。

在蒙古铁骑征服亚洲大陆的过程中,中西亚与元帝国在民间和商业层面上的交流也随之变得频繁。一些新奇的工艺原料和审美风格,就在这种交流的过程中进入了中国,从而催生出了釉色与纹饰都极为独特的青花瓷。

元青花的题材众多,花鸟鱼虫、龙凤人物,都可以作为釉面上的展示内容。比起前代的各种瓷器来,元青花中出现了很多器型硕大的珍品。在直径或高度动辄数十厘米的磁盘或瓷瓶的表面,匠人们用细腻的笔触蘸着来自于遥远西域的新釉料,为这些器物装饰上了层层叠叠、绵延万缕的美丽花纹。一件器物的花纹大都分若干层,从三层到十层不等,却唯独没有七层的装饰法,据说是因为七这个数字与当时“逢十免三”的刑罚制度有关。元世祖忽必烈说,那些触犯刑律遭受杖责的人,在受刑时可以“天饶一下、地饶一下、我饶一下”,于是本该打十棍的人,只需要挨七棍就可以了。这样一来,七这个数字就带有了不祥的含义,人们在生活中也就尽量避免与它产生关联了。传世稀少的元青花,是收藏界中的顶级藏品。目前世界上瓷器拍卖价格的最高纪录,就是由一件名为鬼谷下山罐的元青花瓷所保持的。这件高度不过27.5公分,直径不过33公分的瓷罐,其拍卖价格在2005年就达到了惊人的2.3亿元人民币。

进入明代,一种新的釉料被七下西洋的郑和带回了中国,这种青花瓷中的顶级釉料就是“苏麻离青”,也叫“苏泥勃青”。它的成分当中,铁的含量很高,会在器物表面留下浓重而又如同中国水墨一般的青黑色晕散。明朝的永乐到宣德年间,新釉料在青花瓷的烧制中独放异彩。在新的釉料特性作用下,匠人们可以在瓷器的表面从容挥洒,通过瓷釉的晕染表现出中国画特有的水墨意趣。无论是恬静的古树深林,还是磅礴的江崖海水,抑或是云影月色、碧草琼花,都以淡雅的青蓝色淋漓地展现于素白的瓷釉之上,为我们全面展现出了中国文化那含蓄内敛而又昂扬奔放的气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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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青花瓷中,出现了很多不同于元明两代的精品。人们鉴赏品味的改变,催生出了一些花纹简洁,如同文人画一般清幽高雅的作品。但就整个清代青花瓷领域来看,纷繁复杂的纹饰传统还是制造工艺中的主流。另外,一种一度销声匿迹二百余年的工艺重出江湖,终于在清康熙年间再次焕发生机,并与已经兴盛数百年的青花瓷结合在一起,从而衍生出了青花瓷中一个独特而珍贵的门类——青花釉里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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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宋代的钧瓷一样,釉里红瓷器也是以铜作为发色剂的。在烧制过程中,如果温度稍低,铜釉的发色就会变得乌黑暗淡;如果温度稍高,铜釉就会完全挥发而不留下任何色彩。在1300度高温的瓷窑中,这个使铜釉发出红色的温差范围只有不到10度。窑工们必须完全依靠自己犀利的眼光和丰富的经验,对炉火的温度进行准确的判断。还得凭借自己熟练的技艺和灵巧的双手,对烧造工艺进行妙到毫巅的调整。所以自元代至正年间釉里红瓷器出现以后,它的发展就充满了挫折与坎坷。明代的洪武和永宣年间,有极少的釉里红瓷器传世。宣德年以后,就因为工艺的艰难而完全停烧了。直到清代康熙年间,这种工艺才重新被人发掘。一些在釉面上同时施以青花釉和铜釉的瓷器,其烧造难度比单纯的釉里红又不知道要高上多少个数量级了。目前传世的每一件青花釉里红瓷器,都是无价的国宝,代表着我国古代造瓷工艺的最高水平。


结语

五彩、斗彩、颜色釉、画珐琅,在中国的陶瓷工艺宝库中,还有着很多很多的工艺门类。面对着这浩如烟海的中国陶瓷历史,我们即使是穷尽了赞美的语言和称颂的词汇,都不足以描摹其伟大之万一。而众多海外出土的古老中国瓷器,又反映出了这种中华文化瑰宝在我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当中承载的重要作用。它的价值,又哪里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呢?

伟大的中国工匠,从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开始,就用他们的双手一直在为整个人类文明贡献着如此多的精美造物。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就是这样一部充满了创造精神的文明史,其中蕴含的不断探究的精神与反复砥砺的勇气,也必然会被今天的我们铭记西洋古董和传承。

主要参考资料来自于《马未都说收藏:陶瓷篇》图片及部分数据资料来自于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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